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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史角度全面考察“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化”变形，重点梳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对于“门罗主义”话语的认识与使用——美国如何在“门罗主义”的伪饰下实行“霸权主义”乃至“殖民主义”；德国如何将“门罗主义”与“大空间”“中欧”等概念结合，最终走向民族性极强的纳粹主义；日本如何以“门罗主义”为参考，形成“大东亚共荣”的概念，以行侵略之实；在中国，“门罗主义”话语如何在反满革命、军阀割据、抗日反殖民的不同形势下，发展出不同样式，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对之加以利用或排斥的。作者提供了一幅颇为整全的“门罗主义”历史图景，而只有通过对自身与人类整体秩序的历史认识，才能为中国想象21世纪及其未来的全球秩序提供坚实的基础。

　　本文对历史上美国的霸权扩张及其在欧洲与亚洲所引发的回应展开讨论。作者提出，“门罗主义”越出19世纪的西半球空间限制走向全球，标志着美国从区域霸权向全球霸权的演进。这一演变具有某种价值观上的连续性，即将西半球视为特定政治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示范区，源初的“门罗主义”是为了保护这种政治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免予旧大陆的污染，而“威尔逊主义”则致力于半球空间中保存的政治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传播到更为广阔的空间。这种对“西半球”乃至更广阔空间的“同质性”的界定以及对“异质性”的排斥，是“门罗主义”思维方式中的有机构成部分。然而当具有防御色彩的“半球门罗主义”发展为扩张性的“全球门罗主义”，其他列强在自身区域霸权受到美国挑战之下，纷纷采取一种修辞策略：将源初的区域霸权式的“门罗主义”与全球霸权式的“门罗主义”对立起来，以美国的区域霸权阶段的范例为自己“正名”。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与日本区域霸权理论家均以19世纪美国为范例，强调了区域空间内部的同质性和空间边界的不可干涉性，想象了多个区域霸权并存的世界秩序。

　　以本文所讲述的从“半球门罗主义”到“全球门罗主义”的演变历史为参照，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恰恰是从“全球门罗主义”空间思维的有限后撤。正如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格雷厄姆 · 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新势力范围》（“The New Spheres of Influence”）一文中明确提出，在冷战之后美国决策者不承认其他国家“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如果美国认为全球都是其势力范围，那么就没有必要特别强调“西半球”的优先性。今日白宫之所以强调“西半球”的优先性，恰恰是认识到维系美国的全球霸权成本高昂，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巩固周边，在此背景下具有了某种合理性。然而，特朗普的“门罗主义”与上世纪30年代德日精英所想象的多个区域霸权并存的世界秩序主张具有根本差异，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目的，并不在于形成固定的区域霸权边界，仍然在于尽快“回血”，从而维系美国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的优越地位。

　　同时，在价值观话语上，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极大地稀释了从19世纪“门罗主义”到20世纪的“威尔逊主义”对于西半球空间所保护的特定政治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强调。在打击委内瑞拉时，在编造“禁毒”“反恐”等理由时，也毫不掩饰对于该国石油资源的渴求，不屑于将利益诉求包装成精美的价值观话语。这恰恰反映了其话语的预期受众的范围的收缩：不是为区域乃至更广大范围内的受众创造“共赢”的幻觉，而是首先致力于为其国内的基本盘创造“美国独赢”的“赢感”。后冷战时期一度盛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念，展现的是“全球门罗主义”的思维方式，从中产生了在遥远的国度进行大规模干涉乃至“国家建构”的做法；与之相比，特朗普的“新门罗主义”恰恰体现了视野的收缩。拉丁美洲将承受日益增加的压力，但与之相应的是在其他一些区域所受压力的减弱。

　　从今天美国主流舆论的眼光来看，威尔逊总统在美国的执政记录并非无懈可击：他是美国国内种族隔离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也是针对拉丁美洲的铁腕军事干预者：他于1915年下令侵入并控制海地内政、1916年对墨西哥发动“潘兴远征”（Pershings Expedition）、1916年军事占领多米尼加。但这些记录并不影响威尔逊在当时提出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方案”。他批评欧洲列强多年来习惯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秘密外交、贸易壁垒、军备竞赛等种种实践，主张一系列不同以往的原则和实践：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海洋自由、裁减军备以及原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与奥匈帝国境内一系列民族的独立自主，等等。这些主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设一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计划，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国家联盟，更是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一设想通过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和留美知识精英的传播，在中国引起了知识界的热烈反响，康有为甚至一度感叹自己看到了“大同”的曙光。

　　然而，威尔逊的这种“高光体验”如同昙花一现。欧洲列强与日本利用威尔逊急于建立国联的心态，诱使其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威尔逊同意了法国对德国的领土要求和惩罚主张，同意承认英国在“海洋自由”问题上的特殊利益，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让日本，而对一战战胜国所压迫的诸多弱小民族的自决主张，威尔逊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列宁式的、针对所有殖民帝国的“民族自决”主张。这些做法重挫了威尔逊的高调宣传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极高期待，因而，随着巴黎和会的进行，威尔逊的威望也不断下行。威尔逊在形式上实现了其核心主张——1919年6月28日签字的《凡尔赛和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但当他将盟约带回美国寻求国会批准的时候，却遭遇了滑铁卢。威尔逊是国际联盟最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他代表的美国却没有成为国联的成员国，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19年，美国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大放异彩，但很快又回到阴影地带，转而以各种较为间接的手段，对世界舞台中心的事务施加影响，直至“二战”时期全面回归。

　　“威尔逊时刻”尽管短暂，但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威尔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18世纪晚期远在偏僻的北美的新生共和国逐步成长为区域霸权，进而谋求全球霸权的历史轨迹。然而威尔逊从华盛顿向巴黎的“纵身一跃”，究竟是美国19世纪国际战略的内生性发展，还是对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实践代表的外交传统的某种偏离，却引起了美国国内外的激烈争论。威尔逊及其政治盟友当然要强调，从“门罗主义”发展到“威尔逊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堕落。然而，在1919年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尔逊的政敌们恰恰认为威尔逊的国联计划背离了“门罗主义”传统，有可能导致欧洲列强主导的国联干涉美国以及美洲事务，美国不仅可能徒劳无功，甚至还可能遭受损失。最后，国联盟约不仅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威尔逊“纵身一跃”在美国政坛引发的反弹持续了多年，甚至对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参与二战，都产生了极大的掣肘作用。

　　在欧洲与亚洲，一战之后受到美国挤压的列强也对“威尔逊主义”相当不满。德日两国的一些精英抽取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的经验，将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模型，为德日两国扩张和捍卫区域影响力的做法进行正当性论证。而这在话语策略上，意味着用美国的过去反对美国的现在，认为“门罗主义”的源初版本是好的，普遍的，值得为列强所效法；但“威尔逊主义”对“门罗主义”的新发展却是坏的，以美国的全球霸权否定了其他列强正当的势力范围。在德国思考“门罗主义”的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对同时代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国际法学界在二战期间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理论阐发，又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

　　因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尔逊时刻”都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将“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化。美国的当下是否背叛了过去，成为时人讨论的主题，相关理论思考甚至持续到二战之后。对于威尔逊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我国学界已有一系列专著讨论，论者通常将威尔逊时期的新旧斗争概括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与“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的斗争。 但本文试图从对两种“主义”的命名，进一步下沉到对“主义”所借助的核心概念和符号的研究。“Monroe Doctrine”这一概念和符号，无论在认知还是情感上，在美国19世纪外交传统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威尔逊需要重新解释“祖宗成法”，以证成自己倡议的广泛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导向，而威尔逊的内外政敌更需要通过不同的解释，以更有力地阻击威尔逊的创新。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勾勒出若干基本研究线索，以抛砖引玉，为进一步的理论反思提供素材。

　　1823年12月2日，在欧洲的神圣同盟蠢蠢欲动，试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以及沙皇俄国宣布将俄国在北美的领海范围南移到北纬51°线的背景下，美国的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三个核心原则，第一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原则反对欧洲列强对已独立的美洲国家的干涉；第三原则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经常被称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原则。 门罗总统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针对神圣同盟发表联合声明的主张，而是选择单独发表声明，实质上是将英国也归为危险的欧洲列强之列。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曾在1796告别演说中提出“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美国“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 等对外国政府（特别是欧洲政府）充满疑惧的主张。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主张划分两个半球，使美国与美洲远离腐败与专制的老欧洲。门罗总统的国情咨文继承了两位建国者对老欧洲的疑惧，但同时也在西半球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姿态——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但绝不孤立于美洲事务。

　　我们不应该将1823年的门罗咨文理解为对欧洲列强的“战略恐吓”，因为当时的美国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阻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殖民与干涉。正如美国传播学巨擘李普曼在1943年出版的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美国外交政策：共和国之盾》）一书中强调的那样，当时英国不希望欧陆列强加强对于美洲的控制，因而运用其海军，发挥了拒止欧陆列强的作用，而美国无意识地享受了这种拒止的成果。 事实上，“门罗主义”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响应海上霸权英国引入新大陆力量平衡欧洲大陆列强的诉求，减少英美摩擦，同时也可以拉拢拉丁美洲的新生共和国，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美国并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西半球的“公共物品”。

　　在19世纪上半世纪，美国对门罗主义的使用，侧重于为其向北美大陆西部扩张的事业保驾护航，而印第安部落与墨西哥则是美国的重点打击对象。1845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名义，宣布“本大陆的人民单独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中的某一部分组成一个独立国家而建议要和我们的联邦合并时，这将是由他们和我们来决定而毋庸任何外国插手的一个问题。我们决不能同意欧洲列强因为这种合并会破坏他们也许想在本大陆维持的“势力均衡”而进行干涉以阻挠这种合并”。 这一解释的现实政策意涵是阻止欧洲列强干预从墨西哥独立出来的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不久之后，在美墨战争中，波尔克觊觎宣布从墨西哥独立的所谓“尤卡坦共和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只是这次美国并没有最终将这一思路付诸实施。

　　通过持续不断的“西进运动”，美国积累了更大的实力，其“门罗主义”的侧重点，也从促进自我扩张逐渐过渡到弱化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影响力。1850年，英美两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美国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弱化了英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1866年，在本国内战尘埃落定后，美国出兵墨西哥，处死法国扶植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o I），迫使法国干涉军退出墨西哥，同时也加强了对墨西哥的支配。内战之后，美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工业与军事实力更是不断增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的解释与运用，也日益凸显区域霸权的色彩。1895年，美国介入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向英国发出照会，直接宣称：“如今，美国实际上己经统治着这块大陆，他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民来说就是法律。” 奥尔尼要求将边界纠纷提交仲裁，英国一开始表示拒绝，但最终因为英德两国在南非冲突的掣肘，作出了妥协。美国由此成为欧洲列强广泛承认的西半球的主导国家。

　　1898年，美国赢得美西战争，美国不仅控制了波多黎各、古巴，巩固了其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而且获得了对关岛、威克岛、菲律宾等非美洲土地的控制权，并乘机吞并夏威夷群岛。对菲律宾和夏威夷的吞并，还在美国国会中引发了是否违反“门罗主义”精神的争论。1904年12月6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所谓“罗斯福推论”（ Roosevelt Corollary），将“门罗主义”推向新的阶段：“导致文明社会纽带全面松弛的长期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在美洲，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会最终需要某一文明国家（civilized nation）进行干涉，而美国在西半球遇到这种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的罪恶昭彰的事情，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罗斯福推论”的内核是19世纪流行的“文明等级论”，认为在文明等级秩序中处于高端的美国，有必要对文明程度较低的其他美洲国家进行指导，以防止他们由于文明程度不足而受到欧洲列强的干预。在这一推论之下，在其他美洲国家未受到欧洲列强干预之时，美国也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其进行干预，这就将原本主要是防御性的“门罗主义”原则发展为一个真正积极主动的区域霸权原则。在具体实践之中，美国以拉美国家拖欠欧洲列强债务可能会招致后者军事干涉为由，主动提出替拉美国家偿债，从而将自己变成拉美国家的债主，进而对其内政外交建立起控制和影响力。

　　美国建构与行使区域霸权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推进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的建设。1890年，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ine）的努力下，首届泛美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在华盛顿举行，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8国参与。其第二、第三与第四届分别于1901年、1906年与1910年在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首届泛美会议试图在美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仲裁机制，以解决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争端或争议。而仲裁是美国长期偏好的一种解决纠纷机制，从1794年美国与英国签订《杰伊条约》以来，英美两国多次通过仲裁解决相互之间的纠纷，在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上，美国也大力倡导以仲裁解决国际争端。

　　1890年的首届泛美会议还讨论了阿根廷和巴西关于宣布征服行为违反美洲公法的提议，最后通过了一项将强制仲裁与禁止征服结合起来的方案，规定在仲裁条约持续期间，在战争威胁或武装部队存在的情况下作出的强制领土割让为无效，相关割让行为应当提交仲裁；任何在战争威胁或武装部队存在之下放弃仲裁的权利，皆为无效。 这一方案最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国际条约，但可以集中体现美国主导美洲的基本思路：由于与其他美洲国家实力的悬殊，美国有可能通过仲裁机制，来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根本无需诉诸欧洲列强所习惯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原则。在随后的几届泛美会议上，仲裁机制的建设仍然保持为核心议题。首届泛美会议还促成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The Commercial Bureau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s）的建立。商务局优先推进美洲地区的商业与贸易合作。 对于拥有强大工业的美国来说，本地区的贸易自由，有利于其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建立起对其他国家经济的影响力乃至支配力，进而巩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的霸权。正是在西半球霸权的建构过程中，美国发展出一套不同于欧洲列强的外交主张，我们也许可以说，美洲正是美国走向全球霸权的“根据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不仅巩固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而且已经有实力进行全球扩张。1899年与1900年，美国两次就中国问题对其他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倡导“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主张“维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反对其他列强垄断对华利益，实际上是为美国资本和商品进入中国提供政治保障。美国试图向中国输出金融资本，获取修筑铁路的权利，这都是其曾经在拉丁美洲多次实践过的“非正式帝国”建构经验；退还庚子赔款推行亲美教育，则是“非正式帝国”的建设在文化方面的体现，我们可以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美国国际法协会针对拉丁美洲的活动中，看到类似的实践范例。西奥多·罗斯福本人在1901年将“门户开放”类比为美国在中国实施其对于南美各国的“门罗主义”。 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即打破美国一贯的“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在法德两国的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中充当调解人。只是西奥多·罗斯福并未提出一套完整的哲学，为其介入欧洲事务提供系统论证。老罗斯福介入欧洲事务也是单方面的与高度选择性的，并不试图为美国招来某种稳定的介入欧洲事务的义务。而威尔逊在承担国际义务这一方面，走得要比老罗斯福远得多。

　　1912年威尔逊上台之初，其政策重心仍然是在内政。一战爆发之后，美国保持中立，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装备和其他商品，大发其财。但随着一战局势的发展，威尔逊意识到，美国在不改变中立政策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呼吁欧洲各国在美国的调停下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进而以国际联盟为依托，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这可以为美国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利益。但这必然意味着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因而，威尔逊需要对华盛顿与门罗总统奠定的“祖宗成法”作出重新解释和回应。威尔逊在1916年10月5日在奥马哈（Omaha）发表的一个演说中重新解释了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讲：“你们知道，我们永远怀念和尊敬伟大的华盛顿的建议，他建议我们要避免卷入外交事务。依据这个建议，我理解他指的是要避免卷入其他国家充满野心和民族主义的目标。” 这就对华盛顿的意图进行了限缩解释，使得美国可以卷入欧洲国家那些并不涉及“野心与民族主义”的事务。

　　在这里，威尔逊实际上将“门罗主义”解释为各民族自己决定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原则。但这种解释与“罗斯福推论”之间实际上存在张力。1905年，西奥多·罗斯福恰恰是以“文明程度”的名义，论证美国应当对美洲国家行使某种“国际警察”的权力，这对于美洲国家自己选择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必然构成限制。而威尔逊在自己总统任内也发动了对墨西哥、海地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军事干涉。事实上，在威尔逊的视野中，宣布“各民族自己决定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丧失干涉的空间，因为美国精英事实上假定，如果各民族真正被给予自主选择的权利，那么它们就会选择美国所认可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这一结果，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外部的威胁和压迫，于是美国就可以出手，消除这种外部威胁和压迫。从这种为他人的自主性代言的政治逻辑之中，产生出了巨大的干涉空间。

　　1917年4月，美国打破中立，对德奥宣战。威尔逊宣布美国是“为民主而战”，同时坚持了“没有胜利的和平”的口号。然而1917年11月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宣布俄国退出一战，颁布《和平法令》，公布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之前俄国签署的各项秘密外交文件。为了防止欧洲各国被布尔什维克所吸引，威尔逊被迫将自己的外交主张具体化。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签订贸易平等条约、减少军备、若干前帝国境内民族的独立自主、建立国际联盟等等。 在此，威尔逊将1917年倡导的“门罗主义”解释进一步落实到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境内一系列民族实现自主的支持。不过，十四点和平原则并没有使用“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表述，也无意采取列宁式的将“民族自决”作为普遍原则的立场。然而，在随后威尔逊政府利用新设的“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展开的全球宣传之中，威尔逊被塑造成为“民族自决”原则的强烈主张者，以至于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引发了极高的期待。而当威尔逊无法满足这些期待的时候，其声誉也就跌落尘埃。

　　综上所述，在1823年发表“门罗主义”咨文时，门罗总统保持了华盛顿总统对于欧洲事务的疑惧，其积极主动地以美洲或西半球的名义发声，实际用意仍在于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环境。美国打着排斥欧洲列强对美国与美洲事务干涉的名义，推进“西进运动”，扩张自身的领土，进而主导美洲事务，成为西半球的“国际警察”。威尔逊提出的解决世界秩序问题的“美国方案”，其基础正是美国在西半球多年的经营经验。同时，威尔逊重新解释了华盛顿告别演讲和“门罗主义”，论证自己的创新并不违反“祖宗成法”，国际联盟方案意味着“门罗主义”实质精神适用地域范围的扩大。然而，威尔逊提出的“美国方案”，确实弱化了“门罗主义”对于两个半球的空间划分，美国现在要直接面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并承担前所未有的国际责任。而这就使得美国国内外许多人怀疑：威尔逊总统的步子是否迈得过大，已经背离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19世纪“门罗主义”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的路径依赖是，美国大部分政治精英都希望能够继续巩固美国在西半球的区域霸权，同时避免承担过多国际义务，避免卷入欧洲政治的泥潭。在威尔逊归国试图说服国会通过国联盟约之时，不少共和党人士对国联盟约不满，认为其已经是一种存量改革，要求白宫作出修改。1920年6月23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公布了资深共和党政治家鲁特（Elihu Root）的三个保留：第一，拒绝国联盟约第10条——鲁特认为本条规定的义务过于含糊与普遍，会给美国带来束缚；第二，反对规定必须提前两年通知的退出条款，美国有权自行决定履行何种义务；第三，将所有“纯美国问题”排除在国联管辖之外，包括“门罗主义”和移民问题，明确欧洲不能干预美洲事务，美国也不参与欧洲事务。鲁特与洛奇可以被归为强硬保留派（strong reservationists），他们并不反对美国加入国联，但要求不能受到过多的国际义务的束缚。

　　1920年8月19日，威尔逊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请到白宫召开听证会，试图说服参议员们接受他的主张。威尔逊对第10条的解释是，国联行政院一致通过的投票结果只是一种建议，美国对其要负担的义务是道义而不是法律上的，美国国会有绝对的自由对要求采取行动的所有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批评者认为一旦加入国联，第10条必然为美国带来法律上的义务。威尔逊也回避了大英帝国在国联中拥有6票所带来的影响问题。 按照威尔逊的解释，美国可以说是“既在此世，又不在此世”，它向全世界倡导一系列普遍原则，但美国自己却可以无需为这些原则承担责任，而且随时可以退回到一个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避风港。对于反对派而言，这听起来太美好，不像是真实的。这次听证会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了双方的分歧。在无法说服参议员的情况下，威尔逊决定诉诸舆论，在全国展开了巡回演讲。但威尔逊在旅行过程中中风，最终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这种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接下来白宫与参议院的沟通。

　　而洛奇仍在继续努力把温和保留派争取到自己一边，在9月5日向参议员外交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四项保留提案。第一项是美国可以无条件退出国联；第二项是除非美国国会批准，美国不承担第十条以及相关条款所规定的国际义务；第三项是国联不得干预美国国内事务，而美国有权自行决定何种事务是国内事务；第四项涉及对“门罗主义”的解释：“经美国判断，涉及或与其长期确立的政策，如一般所知的门罗主义有关的问题，美国不接受国联大会或是行政院根据该和约提出的质询和仲裁；门罗主义只能由美国解释，而且在该国际联盟的判断权限之外，并完全不受对德和约规定的影响。” 威尔逊在11月3日收到的洛奇即将提交参议院的议案，基本与9月5日版本一致。威尔逊激烈批评第十条的保留挖掉了盟约的核心部分，会使美国在联盟成员国之前颜面尽失，拒绝作出任何让步。

　　在白宫与参议院围绕国联盟约拉锯的时候，新一届的总统竞选也拉开了大幕。威尔逊希望能有第三个任期，但未获提名。候选人考克斯（James M. Cox）忠于威尔逊的国际路线，在竞选中大力捍卫国联盟约第10条，认为它包含着“门罗主义”的精神，是将美国在中南美洲所取得的成就扩大到整个世界，并宣布他当选之后会将批准《凡尔赛和约》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 共和党候选人哈定（Warren G. Harding）采取的宣传战略是将考克斯与威尔逊绑定在一起进行攻击。而威尔逊也不断将正在到来的总统大选称为美国人民对于两条国际战略路线的“庄重的全民公投”（solemn referendum）。但事实证明，威尔逊已经是的“票房毒药”——在1920年11月2日的大选中，哈定获得的选民票比例比候选人考克斯多出了26.2个百分点；共和党人在参议院补选中也获得大胜，控制了参议院绝对多数。从1921年开始，共和党连续执政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

　　共和党政府抛弃了威尔逊主张的国际联盟，但美国现在已经是许多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债权国，拥有大量海外投资，其全球利益并不允许美国政治精英放弃对美洲之外国际事务的参与。因而，即便从威尔逊后退，也不可能退回到19世纪。我们可以从美国参议院对美国参加的国际事务的态度，来看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精英们所采取的外交策略。1921年，美国召集召开华盛顿会议，英、日、法、美四国次年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终结了英日同盟。共和党人主导的美国参议院要求增加一个宣布本条约不包含任何涉及武力使用、结盟和共同防御义务的修正案，在该要求实现之后，才批准了条约。而同一个会议达成的《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简称《五国条约》）以及《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通过美国参议院批准就相当容易，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两个条约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刚性的义务约束。在目睹威尔逊的失败之后，哈定政府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参与美洲之外的国际事务，一方面努力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避免加入国际联盟或任何双边同盟关系。这可以说是在“门罗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之间的一个折中。

　　虽然美国不是国联的正式成员国，但并没有缺席国联事务。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向国联召集的会议派出“非官方观察员”，这些“观察员”会在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国联讨论中发挥作用，捍卫美国利益。考虑到不少美洲国家是国联的成员国，美国还可以通过操纵它们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尽管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国，但却并没有缺席国联事务，同时也避免了为国联的任何决定承担责任。同时，美国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债权国，美元的力量使得美国能够影响许多国际事务，但无需承担刚性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哈定政府还有意加入与国联密切关联的国际常设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白宫在1923年拟定了若干保留，不接受只有国联会员国才能参与选举法官的规定，不接受国际常设法院的任择条款——即，当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争端时，可以不必将争端提交给法院。这实际上已经使国际常设法院对美国没有实质强制力可言。但即便如此，参议员们仍然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担心美国通过国际常设法院这个“后门”溜进国际联盟。参议院激烈辩论，形成了进一步的保留意见。但美国要求过分的特权，侵犯了国联的权威，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国联行政院提议进一步协商，白宫则视之为畏途，表示了拒绝。

　　施米特对美国与国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以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与国际公法作为参照。在19世纪，尽管有美国的“门罗主义”制约欧洲列强，毫无疑问的是，就全球范围而言，欧洲处于最为强势的地位，而一战后的欧洲失去了这种地位。但更重要的是，19世纪的欧洲国际公法现实地致力于限制战争，而非消灭战争，尤其是，它并不将敌人视为道德上低下的罪人，凡是遵循战争程序的交战方，都被视为正当的敌人。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将德皇威廉二世列为战犯并要求审判，尽管审判最终没有发生，这一要求本身，就已经背离了19世纪经典国际法。威尔逊试图以集体安全机制消灭战争而非限制战争，进一步强化了将敌人视为“罪人”的观念和实践。而这给德国精英带来一种沉重的压迫感。

　　早在1926年——德国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的一年，施米特即撰文《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提醒德国舆论界，国联在某个西方大国（在此应该指美国）之前是谦卑的，小心翼翼的；但在弱势的、被解除武装的国家（在此指向德国）之前则摆出一副严格执法的庄严面孔。国联在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既定的规范的情况下以法律的名义裁决最可怕的冲突，带来的巨大风险是，它可能会激发巨大的国际政治对立。 1928年，施米特在《国际联盟与欧洲》中批评国联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组织，也不是线年，施米特又撰文《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批判一个国联成员国（意大利）吞并另一个成员国（埃塞俄比亚）的乱象。两篇评论强调国联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徒具普世表象，但其成员却缺乏最基本的同质性，尤其是列强对于彼此之间的政治空间边界，缺乏基本的认同。没有清晰的政治空间划分方案，即便有各种纸面上的国际法规则，也不可能解决那些涉及列强的政治冲突。

　　美国并没有加入国联，但这不影响施米特从国联的运作中看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在施米特看来，美国在国联体制中，一直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扮演着一个仲裁者的角色。 美国何以确立这种地位？1919年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到的美国加入国联的前提条件，是国联将对“门罗主义”的承认写入了其章程第21条，而这意味着国联对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一个非美洲国家与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弃了实质的管辖权。西半球仍然是美国专属的势力范围。同时，由于一系列美洲国家是国联的成员国，并非国联成员国的美国，却可以从实质上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操纵。由此，美国与国联的关系，成为一种神奇的“缺席”与“出席”的混合。在国联时代的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中，都有美国公民的参与，但他们往往不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 美国人所习惯的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经济力量影响国联的诸多事务，但又不需要在政治上承担责任。

　　但如何革新一战后被“帝国主义”浸染的国际法呢？1939年5月，正在德国致力于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时，施米特在《德国法学研究院院刊》上发表《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一文，批判美国背离了其19世纪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在此文中，施米特将“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认为“只要一个具体限定的、不容许外来势力干涉的大空间的思想得到坚持，门罗主义便始终是真实的、未掺假的”。“门罗主义”的对立面，就是“包括全球和人类的普世主义的世界原则，后者从本质上便会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事务的干涉”。施米特举出的例子是，1931年德国人非常期待的德国-奥地利关税同盟，就是被常设国际法院中的一个古巴法官搅黄的——实际上，正是关税同盟的失败，给魏玛民国带来了一场政治危机，从而促成了纳粹党的上台。但更重要的是，普世主义为域外大国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在此，施米特再次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美国。

　　美国从“真正意义上的门罗主义”转向普世帝国主义的重要转折点，在施米特看来，就是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滥用“门罗主义”，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元外交，但源初的“门罗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毫无关系。在批判罗斯福的基础之上，施米特进而严厉批判威尔逊：“当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1月22日庄严宣布门罗主义必将成为世界主义的时候，作伪之工已达到登峰造极。他对世界主义的理解，并不是将真正的门罗主义所包含的不干涉这一的地区思想转用于其他地区，而是相反，将自由民主的原则无地区差别和无界线限制地推延到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由此，美国就可以大规模干涉与它无关的区域事务。真正的门罗主义拥有空间边界意识，但“威尔逊主义”没有。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一种明确的、建立在外空间国家不干涉原则之上的空间秩序和一种将整个地球变成进行干涉的战场、阻碍有活力的民族每一种自然增长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此文中，施米特同时还剖析了美国对日本推行自身版本的“门罗主义”的反应。他提出，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鼓励日本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将“门罗主义”转用于亚洲，其出发点在于“从经济上为美国资本开放东亚”，这种“东亚门罗主义”的用意，在于将中国变成英国与美国的殖民地。 而当日本试图模仿美国在美洲的“门罗主义”实践的时候，各路理论家就披挂上阵，要么论证当初的“门罗主义”实践已经过时，要么论证日本没有资格按照美国当初的“门罗主义”先例来行事——日本“和尚动得，我动不得”的心态，迎来的是美国的一巴掌：“你也配姓赵？”而施米特则对美国的反应持批判态度。这就表明，在1939年，他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视为一种值得同情和支持的主张。

　　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中，施米特进一步将德国式的“门罗主义”与其“大空间”理论关联起来。此文标题中的“帝国”，对应的是德文“Reich”这一概念，但中译本将其翻译成“帝国”，很容易与施米特自己想要努力拉开距离的具有普世主义色彩的Imperium概念相混淆——在施米特看来，英美现在就是这种普世的、无空间的支配方式的代表。在这篇论文中，施米特提出，Reich是“领导性的和承载性的大国，后者之政治理念辐射着一个确定的大空间，并为了此一大空间而从根本上排除空间外大国的干涉”。 “大空间”内可能存在另外一些民族和国家，它们并不是Reich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并没有宣布阿根廷或巴西是自己的一部分。Reich也不仅仅是一个面积更大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的领土性国家，不是一架建立于特定地域之上的机械的统治机器，而是“本质上有民族的规定性”，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在1939年的语境中，施米特所说的Reich当然指向一个比当时的德国更大的“大德意志”。至于这个Reich在其主导的“大空间”中应当主张何种具体的政治理念，施米特存而不论，而这也在后来招致了纳粹党的经济顾问维纳·戴兹（Werner Daitz）的批评。 但施米特明确强调的是，Reich将按照“门罗主义”的先例，排除域外势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大空间”在全球秩序中的独立性。

　　如果说近代经典的国际法是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施米特展望的新国际法，是以“大空间”作为更重要的空间单位。空间单位的扩大跟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飞机、无线电等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的空间界定方法，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更大的空间单位，才能够发展有意义的合作。以“大空间”为支点的国际法越出了经典的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但也拒绝了超国家的普世主义的国际法——后者在施米特看来从本质上是帝国主义。以Reich为支点的国际法使得民族有机体能够真正地以自己的理念和原则，掌握国家机器。既然地球是如此之大，存在诸多有活力的民族，在施米特的视野中，一个理想的地球秩序，应该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大空间”，每个“大空间”里都有一个由主导性民族创建的Reich，并奉行该主导性民族的世界观理念和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施米特只是众多诉诸“门罗主义”的德国政治-文化精英之一。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1939年3月讨论瓜分波兰时，就引用了“门罗主义”的先例。而希特勒也在1939年4月28日的国会演讲中诉诸“门罗主义”，论证德国在欧洲的行动方式与美国在中南美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以回应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质疑。 一战之后，在德国领导之下建设一个更大的欧洲区域政治单位的思路也并非始于施米特，早在1925年，德国学者瓦尔特·福格尔（Walther Vogel）就论证，德国恢复自身声望的方式就是超越原有的民族国家，领导建立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新欧洲政治单位。 但施米特对于“门罗主义”与“大空间”的思考十分系统和深入。他的理论对德国当时的决策者的影响有限，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理论诞生不久，就在日本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既有“脱亚论”，也有“兴亚论”：福泽谕吉于1885年曾作蔑视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的《脱亚论》；1893年樽井藤吉出版《大东合邦论》，以“黄种人”为号召，鼓吹中国、朝鲜与日本三国“合邦”，可谓“兴亚论”的力作。日本也早已经接触和了解美国的“门罗主义”。1872年，日本外务省聘请曾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为顾问，后者向日本执政精英传授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经验，鼓励日本以教化蛮邦的名义，在亚洲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日本著述者在“门罗主义”与“兴亚论”之间直接的类比，应该出现于甲午战争之后。“兴亚论”代表人物之一头山满曾指出：“提出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这一口号的人，霞山公是第一人。亚洲民族应团结一致西洋诸国的暴慢并驱逐其侵略野心，首倡大亚洲主义的也是霞山公。公引例美国的门罗主义，提出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之义务，在于以日本与支那的双肩为基础的日中提携，其先见之明与达识雄图至今仍敬服不已。”

　　所谓“霞山公”，即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公爵，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1898年近卫笃麿任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1898年，近卫笃麿在《太阳》杂志第4卷第1号上发表了著名文章《同种人同盟——附研究中国问题之必要》，该文如同樽井藤吉一样，将黄白人种之间的冲突置于显著地位：“以我来看，东洋的前途难免成为人种竞争的舞台。即使通过外交政策可以解决一时事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最后的命运仍是黄白两大人种的竞争，在此竞争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处于以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近卫主张“中国人民的存亡，与其他国家休戚相关，也关乎日本的命运”，这就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论”。同年11月，在接见来访的中国流亡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时，近卫笃麿又阐述：“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然而，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形势为之一变。1904年10月23日，曾在1898年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在早稻田大学清韩协会发表题为“论东亚之和平”的演讲，称“东亚细亚者东亚细亚人之东亚细亚也……我日本与支那同种同文，实不可磨灭之事实。”  大隈同时认为在正在进行的日俄战争中，日本代表世界文明潮流，必将打败对抗世界文明潮流的俄国。大隈这一宣言从种族和文明的角度解释日俄战争，被东京各大报章视为“大隈主义”之表达。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被西方列强承认为全球列强俱乐部“国际大家庭”（the family of nations）的一员。中国国内报章也纷纷将日俄战争解释为“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而日本在中国东北南部建立势力范围，也被日本的“门罗主义”论者解释为对中国的“保全”——即帮助了同属“黄种”的中国，防止满蒙沦丧于属于“白种”的俄国人之手。

　　日俄战争后，美国试图在日、俄两国之间协调，主持召开朴茨茅斯会议。日本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称，1905年7月8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与他探讨即将召开的朴茨茅斯会议的过程之中，提出日本可以推行“亚洲门罗主义”（Asiatic Monroe Doctrine），在从苏伊士运河到俄罗斯勘察加的广大地域（排除俄国领土和英法葡殖民地）中担任盟主角色，排除欧洲列强的干涉与侵略，如同美国在美洲所做的那样。 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语境下，罗斯福提出“亚洲门罗主义”，意在通过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换取日本同意在其新势力范围对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同意美国限制日本对美移民。 西奥多·罗斯福这一谈话不仅进一步激励了日本政府对于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同时也为各方反过来限制美国的干预提供了一个口实。比如说，在1932年，日本公法学家松原一雄就曾引用这一谈话来反对美国对日本侵华的干预， 在1939年，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又引用这一谈话，对日本的“门罗主义”表示支持。 日本政府在区域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战爆发后, 日本打出“维护东亚和平”的旗号对德宣战，随后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大隈重信内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试图将中国全境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引起了美国的不满。1917年，美日展开谈判。日本特命全权大使石井菊次郎在于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会谈期间，发表公开演讲称：“类似于‘门罗主义’的观念, 不仅在西半球, 在东洋也存在。” 在日美双方谈判过程中，石井诉诸美国宣称在墨西哥拥有“卓越利益”（paramount interest）的先例，认为日本也可以在中国拥有同样的利益，而蓝辛对此提出反对。1917年11月2日双方签订的《蓝辛—石井协定》，称：“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territorial propinquity creates special relations ），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special interests），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 相应地，日本承认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原则，承认美国在华享有“机会均等”的权利。该秘密协定还包含有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的条款。

　　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成功地迫使威尔逊作出让步，将德国在山东的利权转交日本。而对门罗主义作出让步的国联盟约第21条，也被日本代表团视为对日本特殊的区域利益的承认。 在1920年初国联成立之后，日本也获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凡尔赛和约》在美国国会表决遇到障碍。在1919年11月美国参议院就山东问题的处置提出异议的时候，《读卖新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评论，指责美国不尊重其他国家的自由，一方面坚持自家的门罗主义，另一方面，在山东问题上，不尊重日本的门罗主义。 然而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对山东问题进行了重新处理，日本被迫吐出多项军事与政治利益，美国也成功地将“门户开放”写入这一条约。列强对中国加强共同支配，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特殊利益”追求。与此同时，《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中“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的条款，也被日方理解为各国对其在华特殊权利，尤其是在满蒙地区的特殊权利的承认。

　　按照美国建构华盛顿体系的源初设想，美国应当与列强在对华政策上共同协商。美国驻华大使马慕瑞（John MacMurray）坚持这一“大国协调”的原则。然而，美国国务院面对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采取了更为实用和灵活的态度，并没有与其他列强联合干预，而是与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接触，先于其他列强解决北伐军攻克南京后爆发的外交纠纷。美国也成为第一个正式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西方国家。如果说华盛顿体系的初衷在于建立起美国领导的对华“大国协调”，美国接下来的对华政策，恰恰没有与其他列强保持同步，尤其没有和日本进行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日本带来了不安全感。  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列强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加强与自身殖民地的经济整合。缺乏战略纵深和海外殖民地的日本受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日本精英对于殖民地的渴求也与日俱增。石井菊次郎于1930年发表《外交余录》，重新大肆宣传“亚洲门罗主义”，称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是永久的现实，无需其他国家承认。如果中国内部发生重大变乱，欧洲人和美国人可以随时打包走人，但是日本与中国相邻，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日本需要采取措施，平息中国内部的变乱。正是在此背景下，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建立伪“满洲国”。

　　在日军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之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于1月7日照会中日两国政府，称凡违反条约（指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署的《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与1928年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而订立之条约与协定，及由此而造成之事实上之局面，损害美国条约上之权利，包括中国之主权独立或领土与行政完整以及开放门户政策者，美国政府皆不能承认。这就是所谓史汀生“不承认主义”。1932年1月21日，国联行政院在中国的要求之下，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侯爵（Rufus Daniel Isaacs, 1st Marquess of Reading）为团长的调查团，并于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日公开发表。报告书认为中国对东北享有主权（sovereignty），“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行为，“伪满洲国”没有正当性，但同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特殊利益”。而针对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和美国的史汀生“不承认主义”，日方都以“维持亚洲的和平”为名，强调有权排除他国的支配。

　　1933年3月27日，日本悍然退出国联，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成为一纸空文。针对国际联盟对中国的援助，1934 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称日本须“全力履行在东亚的特殊责任”, 坚决反对“外国以技术或金融援助共管中国或瓜分中国的政治意图”。 这些修辞在多方面模仿了美国的“门罗主义”表述，将中国视为日本的专属势力范围。英美等国指责日本违反国际法，破坏了“门户开放”原则。遭到孤立的日本致力于单方面设计区域秩序。1938年前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科中佐岩畔豪雄与参谋本部第二部第二科少佐堀场一雄共同起草的“国防国策案”中提出了“东亚共荣圈”的概念。1940年8月1日，近卫文麿内阁发布“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外相松田刚右进一步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表述。日本政府鼓吹弘扬所谓“皇道”精神，宣传要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日本主导下的区域秩序。

　　从“亚洲门罗主义”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政治精英们不断完善以美国“门罗主义”为原型的政治话语，同时也试图改造既有的国际法规则，打造一套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正当性的“大东亚国际法”。而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秩序理论”（日译为“广域秩序论”）为日本国际法学家的话语建构提供了灵感。考虑到施米特在1939年的国际法论述中表现出来的以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为盟友的姿态，其理论对于日本国际法学家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安井郁（东京大学教授）、松下正寿（立教大学教授）、田畑茂二郎（京都大学副教授）等日本学者细致考察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和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进而将其与日本自身的亚细亚主义结合起来。施米特对于普遍主义国际法学的犀利批评，以及对于介于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域性的“大空间”概念的开掘，恰恰可以满足日本建构“大东亚共荣圈”的实践需要。 同时，施米特着重强调“大空间”对于外部干涉的排斥以及“大空间”内部主导民族的作用，但对于“大空间”内部的制度构成讨论较少，为日本国际法学者提供了理论发展的空间。

　　这也许可以让我们回想起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ney）在1895年给英国的外交照会所散发的傲气：“如今，美国实际上己经统治着这块大陆，她的命令对于它所管辖范围之内的大陆臣民来说就是法律。” 当然，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支配方式，尽管也涉及到对领土的征服（如波多黎各）和对交通枢纽（如巴拿马运河）的军事控制，但与德、日侧重获取领土乃至直接殖民的支配方式还是存在差异。对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美国从形式上承认其作为主权国家的资格，但通过更为抽象的方式进行支配：输出资本与商品，控制海关，影响金融与财政，等等。这使得美国的支配方式比德、日更接近于“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做法。但对于德日两国的“大空间”理论家而言，一旦将“门罗主义”理解为一个规定各“大空间”互不干涉的原则，每个“大空间”内部的支配关系就是其自主决定的事务。美国可以在美洲继续其偏好的支配方式，但德、日两国也可以在自己的区域中自行其是，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展开论述美国对德日两国的“门罗主义”解释的回应，但可以探讨其中的一个插曲。在美国尚保持中立的1940年7月6日，罗斯福的新闻秘书斯提芬·厄尔利（Stephen Early）表态称美国政府认为每个大陆都可以适用自己的“门罗主义”。 这一姿势让德日扩张主义者倍感鼓舞。7月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出来灭火，不点名批评称，世界上有些地方歪解“门罗主义”，但“门罗主义”只是一项集体防卫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与这些地方实施的军事占领和完全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更是两回事。 这一解释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初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白宫因为美国的历史解释问题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针对这一问题，威尔逊自己当然强调他自己的主义与“门罗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他将“门罗主义”美化为一种尊重各个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道路的主义，将国际联盟的方案，论证为扩大“门罗主义”适用范围的努力。而通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我们还可以看到，威尔逊的全球解决方案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美国一百年多来经营美洲的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美洲在美国国际战略的演变中，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在“门罗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美国排斥旧大陆的一系列政治原则，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美国试图在美洲建立某种集体安全机制，并在其中保持一种仲裁者的地位。而威尔逊试图将美国经营美洲经验推广到全球，在全球建立起某种集体安全机制，使美国处于仲裁者的超然地位，既享受霸权地位，推行美国所奉行的理念，也不会陷入到旧大陆的传统权力斗争泥淖中去。

　　与此同时，国际联盟盟约为“门罗主义”留下的口子，在战后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一战之后，德日两国受到美国的压制，不约而同地诉诸一种话语策略：将“门罗主义”的历史经验普遍化，用以对抗威尔逊式的普世主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国联体系下所享有的“门罗主义”特权，其他强国也可以正当地享有。20世纪30年代，卡尔·施米特在德国发展了其“大空间”理论，服务于德国在中东欧的经营。日本很早就接触和学习了美国的“门罗主义”，将之与其国内的“亚细亚主义”思潮结合起来，以证成自身在东亚的扩张。而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国际法学家更是从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获得启发，致力于为“大东亚共荣圈”建构一种国际法理论。一旦“门罗主义”不再是美国的特权，而是列强均可采用的区域秩序组织原则，美国致力于建构的普遍主义国际法必将消亡，国际法将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诸多“大空间”内部的国际法，第二层是这些“大空间”之间的交往法则。随着德日两国在二战中战败，这一转变没有出现。

　　而这不仅仅是一段用以满足好古兴趣的陈年往事。“威尔逊时刻”带来种种围绕“门罗主义”展开的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区域霸权和全球霸权之间的张力。全球霸权总是倾向于强调全球空间的同质性，强调自身代表了某些普遍适用于人类的原则和理念。而区域霸权面对全球霸权建立普遍同质秩序的压力，会更倾向于强调世界的多元空间性（pluralistic spatiality），将全球霸权的主张者视为来自另一个空间的越界者，将其普遍性诉求视为特殊利益的话语包装。“威尔逊时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域霸权尝试建立全球霸权的生动案例——威尔逊提出了针对全球的普遍主义主张，然而他的国内政敌并没有走出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半球的空间思维，慎于在美国能够掌握的舒适区域之外承担刚性的国际义务。而其他区域霸权也可以通过强调美国所经历的多元空间性思维与普遍同质性思维之间的对立，让美国自己反对自己，从而消解威尔逊主义诉求的普遍性，捍卫自身在本区域的特权。